一个要接手大量军务的人，为什么排在了后面？先把这八个人的范围说清楚。当时军委主席、副主席之外，另列的八位常委是李先念、汪东兴、陈锡联、韦国清、苏振华、张廷发、粟裕、罗瑞卿。 这八人说的是另列的这一组，并非把主席和副主席也算进去之后的总人数。把八人的党内职务摆在旁边，一个区别便出来了：前六位都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，其中李先念、汪东兴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；后面的粟裕、罗瑞卿，都是中央委员。 按当时的党内身份比较，前六人与后两人之间确实有一层差别。再比较最后两位，粟裕在1975年军委重新设立常委会时已任常委，罗瑞卿则是在1977年复任。 粟裕此前有总参谋长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岗位的经历；罗瑞卿离岗多年，重返日常军务一线。两人当时所处的任职阶段，也有不同。 从这些公开任职记录来理解次序，更有依据的比较，是当时的党内职务和任职经历，尤其是前六位与后两位的身份差别。秘书长承担具体日常军务，讲的又是另一种分工。 罗瑞卿在党内的任职位置，与他每天要办多少事，得放到各自的关系中看。名单里还有上将、少将排在大将前面，看着也容易让人疑惑。 可1955年的军衔，标记的是授衔时的经历和贡献；1977年的党内职务，讲的是当时的任职。中间已经隔了二十多年，把前一时期的军衔名次直接套到这份名单上，自然会觉得对不上。 一个重新履职的军委秘书长，开局便是这样的场面：身边的办事力量还没有齐备，工作已经不能往后放。罗宇此前在部队工作，面对军队报来的事情，能够分辨哪些需要赶快送给父亲。 他说起自己当时做的事，用的也是很具体的例子：有关作战、部队部署和大军区报上来的重要情况，要先放到罗瑞卿面前，请他作出处理。 罗宇和母亲做初步分类，实质上是在替父亲把最紧要的事情先找出来，让有限的精力先用到那些需要及时答复的地方。人事方面的事情也会送来，其中同样有急有缓。 一个圈落在纸上，前面却已经有了研究情况、商量办法的过程。罗瑞卿同有关方面接触，知道事情卡在哪里，再把处理建议送上去，这份建议也就有了相当分量。 需要处理的问题多，每件都要研究，他每天接下来的工作自然就重了起来。苏振华与罗瑞卿之间的关系，正好把名单位置和工作分工的差别摆了出来。 苏振华是政治局委员、海军第一政委，罗瑞卿是中央委员、军委秘书长。罗宇谈到两人时，很明确地说过，论党内地位，苏振华高于自己的父亲。可论两人的军队交往，又是另一段历史。 早在抗大时期，苏振华就是罗瑞卿的老部下，两人相识多年。到了1977年，各自接到了新的工作，老上下级的经历仍在那里，党内身份与军委分工又发生了变化，几层关系落在了同一对人身上。 海军有涉及跨舰队调动的事情，便需要进入军委办理程序。罗宇谈过一次拟调军舰北上的申请，提到事情先送到秘书长这里，父亲要提出意见，海军方面也需要来沟通。 对承担海军工作的领导来说，党内职务高，并不意味着具体军务可以跳过有关的办理环节。罗宇还记得，海军方面曾有人到医院找父亲，商量那项申请，希望得到批准。人住在医院，工作仍会找过来。 办公的地方从住所换到了医院，部队有事要办，仍需要找到负责协调的人。罗瑞卿一边照顾着自己的身体，一边还得同来人把事情接着商量下去。 海军参谋长杨国宇留下的记述，把这段办理过程写得更具体。1978年4月17日，他到三〇一医院向罗瑞卿汇报检阅准备情况。 罗瑞卿要求保证安全、考虑国内外影响，还要联系总参方面，部队调动以前向邓小平报告。海军、总参、秘书长和军委领导分别有需要衔接的工作，行动怎样安排，要沿着这条工作线逐步落实。 再回到1977年的名单，疑问就落到实处了。罗瑞卿的党内职务没有高于前面那六人，他承担的军委日常工作却又使各军兵种的许多事务送到面前。 读这段任职经历，很容易先注意到名字排在第几位。真正走到当时的工作现场，又会看到另一种分量：一份报告送来，有人需要及时判断；几个方面意见不同，有人需要从中协调；领导作出决定后，下面还要把工作接下去。 罗瑞卿重返岗位时，接到的正是这样一副具体担子。名次能让人看见一部分政治关系，案头的事务则让责任变得可触可感。 把两者都看进去，才更容易理解那个年代的军务怎样运转，也看见一个老干部复出以后，每天实际在忙些什么。 特别